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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景：中国研发药物（China-developed drugs, CDDs）在全球药物研发中的可见度日益提升，但其长期国际审批轨迹仍未得到充分刻画。本研究考察了1990年至2025年间CDDs在主要监管市场中的审批演变，以美国为主要分析锚点，并以欧洲及其他国际

　　背景：中国研发药物（China-developed drugs, CDDs）在全球药物研发中的可见度日益提升，但其长期国际审批轨迹仍未得到充分刻画。本研究考察了1990年至2025年间CDDs在主要监管市场中的审批演变，以美国为主要分析锚点，并以欧洲及其他国际市场作为比较和背景设定。方法：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回顾性纵向描述性研究，使用MENET数据库中的监管审批记录，并辅以公开可得的监管信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审批在审批事件层面进行了分析，涵盖简略新药申请（ANDA）、新药申请（NDA）和生物制品许可申请（BLA）。欧洲药品管理局（EMA）的审批在产品层面进行了评估，其他市场的审批则通过描述性总结来刻画地理扩散特征。治疗领域采用解剖治疗化学（ATC）分类系统进行划分。结果：2015年后，CDDs的国际审批显著增加。在美国，早期审批数量稀少且以仿制药途径为主导，而ANDA审批在2016–2020年间飙升至570项，在2021–2025年间为567项。NDA审批在2021–2025年间加速，期间共37项获批，而BLA审批首次出现于2022年，并在2023年后集中获批。2015年后的产品组合转向抗肿瘤和免疫调节剂、心血管药物以及神经系统药物。EMA审批数量较少，但集中于肿瘤学、免疫学、生物制品、生物类似药和先进疗法。若干CDDs，特别是肿瘤学和免疫学产品，在美国、欧洲、英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及其他市场实现了序贯或同步审批。解读：CDDs的国际化已从零星的、以制造为主导的仿制药审批，演进为对创新小分子、生物制品、生物类似药和先进疗法的更广泛参与。这一转变表明，部分中国制药企业的监管成熟度和全球开发能力正在提升。然而，国际审批仍集中于治疗领域，特别是在肿瘤学和免疫学方面，凸显了拓宽治疗领域多元化以及加强全球扩散决定因素证据的需求。资助：无。

　　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医疗健康体系，其制药产业在过去数十年间经历了深刻变革。据IQVIA和iMeta数据，中国制药企业在全球药物研发管线%，仅次于美国并超过欧洲整体水平。截至2025年初，中国活跃药物开发项目约7032–7041项，占全球管线%。在全球临床开发和监管审批连续体中，约9609个新分子实体（new molecular entities, NMEs）和联合用药正在推进，其中约3075个（约32%）由中国企业开发或授权引进。

　　然而，尽管中国药品的全球存在感日益增强，其跨主要监管辖区的长期国际化轨迹仍未得到系统刻画。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中国国内监管改革、药物滞后（drug lag）、创新政策、Kaiyun中国 官方网站授权活动或个别产品的海外审批，这些证据虽具价值但呈现碎片化特征，往往局限于短期观察、单一司法辖区或特定治疗领域。截至本研究开展前，尚无系统评估跨越35年、涵盖美国、欧盟及其他市场的中国研发药物（China-developed drugs, CDDs）国际审批轨迹及治疗构成的综合性研究。因此，有必要开展一项更广泛的描述性评估，以刻画CDDs跨监管辖区、跨时间维度的国际审批模式和市场扩散特征。

　　本研究采用回顾性纵向描述性设计，构建了层级化比较分析框架：以美国为主要分析锚点，欧盟为次级比较案例，其他国际市场作为全球扩散的背景证据。研究人员从MENET数据库系统提取1990年至2025年间CDDs的监管审批记录，该平台整合了国内外官方政府来源的药物申请、审批、专利、采购和市场价格信息。研究以审批事件为主要分析单元，并通过“中国公司提交”过滤器结合人工复核来识别候选CDDs。

　　研究结果显示，中国药品的国际化呈现明显的阶段性演进特征。2015年前，美国市场的CDD审批零散且规模有限，以仿制药（ANDA）途径为主。2015年后，审批活动显著扩张：ANDA审批在2016–2020年间达570项，2021–2025年间为567项，形成持续高量平台期；NDA审批从2016–2020年的5项激增至2021–2025年的37项；BLA审批首次出现于2022年，并在2023–2025年间集中获批，9项中8项在此期间获得批准。治疗构成方面，2015年后ANDA审批集中于心血管系统药物（C类）、抗肿瘤和免疫调节剂（L类）及神经系统药物（N类），三者持续构成最大的治疗类别。NDA和BLA审批则呈现更强的肿瘤学集中趋势，特别是2021–2025年间获批的单克隆抗体及相关产品。HHI指数显示，ANDA审批的治疗集中度从1991–1995年的0.417降至后续各期的0.138–0.175区间，NDA审批在2021–2025年降至0.226，表明治疗多元化程度有所提升但仍有集中。

　　在欧洲市场，EMA审批自2021年首次出现后，2023–2025年间显著增加，但集中于肿瘤学和免疫学领域（ATC L类），涵盖创新小分子药物、单克隆抗体、先进治疗药品（advanced therapy medicinal products, ATMPs）、生物类似药及混合/仿制药等多种产品类型。值得注意的是，若干CDDs已实现跨国扩散，如泽布替尼（zanubrutinib）已覆盖超过75个国家和地区，特瑞普利单抗（toripalimab）和呋喹替尼（fruquintinib）也实现了跨北美、欧洲、东亚、南亚和大洋洲的多大洲监管覆盖。西达基奥仑赛（ciltacabtagene autoleucel）作为CAR-T细胞疗法，标志着中国原创先进疗法进入国际主流市场。

　　研究人员采用了多层次的系统化研究方法。首先，通过MENET数据库的“全球上市审批”模块进行结构化数据提取，该模块包含FDA、EMA及其他国际监管机构审批记录的子数据库，每条记录包含品牌名、活性成分、批准日期、上市许可持有人和监管途径等详细信息。数据清理程序包括删除重复记录、调和跨数据源不一致性以及与官方监管公告进行交叉验证。其次，治疗领域分类采用WHO解剖治疗化学（Anatomical Therapeutic Chemical, ATC）系统，基于CDD首次国际审批时的主要适应症进行分类，并跨ATC系统历史版本进行协调以确保纵向可比性。第三，治疗集中度采用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 HHI）评估，计算各期内各ATC类别审批事件比例的平方和。全部描述性分析使用Stata V.18.0软件完成。由于研究仅分析公开可得的监管数据，不涉及人类参与者或个人级信息，无需伦理审批。

　　1990年至2015年间，CDDs在美国的审批呈零星分布，ANDA审批虽有增长但波动较大，NDA审批极为罕见，未识别到BLA审批事件。2011–2015年间出现首个NDA审批事件，标志着中国药品在美国市场超越仿制药的初步扩张。2015年后，三条审批途径均出现显著增长但规模差异明显：ANDA审批形成持续高量平台期（2016–2020年570项，2021–2025年567项）；NDA审批在2021–2025年间加速至37项，占整个研究期NDA审批的大多数；BLA审批集中于2023–2025年，其中6项为创新生物制品、2项为生物类似药。此外，部分2015年后获批的创新CDD获得了FDA的加速审批通道称号，包括优先审评、突破性疗法、加速审批和孤儿药认定。

　　ANDA审批的治疗构成随时间演变：1991–1995年集中于杂类（V类）和全身用抗感染药（J类）；2005–2015年间神经系统药物（N类）和抗肿瘤及免疫调节剂（L类）占比上升；2016–2020年心血管系统药物（C类）以25.6%成为最大类别，其次为L类（18.4%）和N类（15.4%）；2021–2025年N类进一步升至22.8%，L类升至19.9%。NDA审批在2021–2025年间呈现更广泛的治疗分布，特别是V类（35.1%）、J类（21.6%）和L类（18.9%）。HHI指数显示ANDA审批的治疗集中度在1996年后维持低位（0.138–0.175），NDA审批在2021–2025年降至0.226。

　　EMA审批的CDD产品数量有限但高度集中于肿瘤学和免疫学，多数产品属于ATC L类。代表性产品包括替雷利珠单抗（tislelizumab）、泽布替尼、efbemalenograstim alfa、呋喹替尼、特瑞普利单抗、西达基奥仑赛及地舒单抗生物类似药。创新产品占EMA审批的大多数，生物类似药和混合/仿制药占比较小，表明欧洲市场近期增长主要由创新药物研发驱动而非仿制药市场进入。全球扩散方面，多款CDD已通过同步或序贯审批进入北美、欧洲、东亚、南亚和大洋洲等多个高度监管市场，抗癌治疗是主要焦点。

　　本研究的发现表明，中国药品进入国际主流监管体系呈现阶段性增长：初始期规模有限且高度碎片化，2015年前后审批活动显著增加，随后十年伴随申请量和结构复杂性的同步增长。这一转变与多项制度性和市场性因素相关。首先，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自2015年起推行全面审评审批制度改革，并于2017年正式加入国际人用药品注册技术协调会（ICH），通过全面采纳ICH指南使中国监管标准与欧美等先进辖区对齐，促进了中国药品在FDA和EMA等监管框架中的可接受性和国际认可。其次，国家医保药品目录（NRDL）谈判制度与卫生技术评估相结合，将市场资源导向具有临床价值和良好卫生经济学结果的创新药物，为创新药在境内市场创造大规模真实世界使用环境，促进数据积累和成本回收。此外，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丰富的临床试验资源和快速扩张的国内药品需求，促使跨国药企将中国纳入全球同步开发战略。

　　研究发现国际获批CDD高度集中于肿瘤学和免疫学领域，尤其在近十年间。这一模式可能与以下因素相关：肿瘤学在全球范围内吸引了不成比例的风险投资和研发资源；肿瘤产品常受益于加速审批通道和优先审评等监管激励机制；PD-1/PD-L1抑制剂等靶向疗法的激烈竞争加速了中国企业临床开发经验和监管专业知识的积累；全球肿瘤市场的巨大商业潜力强化了企业追求海外审批的动机。

　　然而，研究人员也指出了若干挑战。国际审批中真正首创新药（first-in-class）占比仍有限，研发集中于狭窄的靶点和适应症范围；国际临床开发和全球注册经验集中于少数头部企业，行业内部国际化能力存在显著异质性；各国卫生技术评估标准、支付能力和临床需求的差异要求中国企业加强证据生成和全球开发战略协调。未来需持续投入监管科学、原始基础研究和真实世界证据体系建设，并通过公共报销和商业保险提供更稳定的创新激励，以推动中国制药企业从全球医疗创新格局的“重要参与者”向“关键塑造者”转变。

　　研究结论指出，中国研发药品在全球市场中的重要性正在稳步提升，中国正成为国际制药市场中日益活跃的参与者。国际审批的扩张是制度性改革、庞大国内市场与持续研发投入协同作用的结果，也是全球创新格局日益多极化的关键体现。这一进程可能为国际市场患者拓展治疗选择。展望未来，国际合作深化、原始创新能力强化和全球商业化能力提升，有望进一步巩固中国在全球制药体系中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