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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话是在乐队富有节奏感的鼓点声中开始的。“您是哪个方向的？”“巧了，我也是搞交叉的……”没过多久，两个人已经转移到场外热聊。在他们周围，还有三三两两的身影，以及流动着的一串串专业术语。

　　这不是一个普通的社交场合，而是上海市人才工作局举办的“博士后创客养成计划——创新之夜”活动。灯光音乐环绕中，来自上海各大高校、科研院所的博士后们济济一堂，创新思维自由碰撞，跨界合作也就自然而然地发生了。

　　今年是中国博士后制度实施40周年。上海是中国博士后制度的首批实践地，九层之台，起于累土——40年来，全市累计培养博士后3万余人，涌现出院士、国家级和省部级人才计划入选者近2000人，获国家科技奖近百项、省部级科技奖近千项，发表高水平论文3.8万余篇，授权发明专利超8000项。

　　为什么要培养博士后？怎样培养好博士后？记者与老中青三代博士后聊了聊。透过他们的个体记忆，回望这些年上海博士后工作走过的发展历程，答案愈发清晰。

　　1983年，身在上海的李政道先生用静安宾馆的便笺纸，给邓小平同志写了一封信，详细提出在中国建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建议。1985年，中国博士后制度正式确立。同年，上海在全国率先实施。

　　对于复旦大学集成电路和微纳电子创新学院老教授洪志良来说，40年前的那段往事还历历在目。

　　“你是浙江宁波人吧？到我们这里来，可以离家近一点。”1985年，洪志良作为国家第一批公派留学人员回国。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他遇见了时任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谢校长亲切的一句话瞬间拉近了两人的关系。

　　就这样，洪志良进入复旦大学物理学流动站，成为中国博士后制度创建后招聘的全国第一位博士后，编号为“001”号。

　　彼时，我国集成电路产业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较大差距。洪志良把在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学到的CMOS模拟集成电路设计技术带到了国内，在站期间不仅承担国家项目，还在学校支持下开展先进模拟电路研发，其成果在第一届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国际会议VLSI上发表。

　　两年的博士后经历不仅帮助洪志良从国外过渡到国内的学术生态，也让他更明确了发展方向。尽管我国当时的科研条件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国内科研人员“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精神还是深深感染了他。

　　“举个例子，我们当时没有激光校准的探针台，校办工厂工人和老师想办法用车床装上显微镜和激光器来代替，完成了芯片激光校准电阻测试工作。”洪志良说，他坚持科研工作不能脱离实际应用，追求实事求是，做有用的工作，培养有用的人——这些都是博士后期间种下的信念。40年来，他一共培养了300余名博士和硕士，其中不少人已成为推动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中流砥柱。

　　包括“全国第一位博士后”在内，上海先后创造了中国博士后发展史上的许多“第一”：1985年，全国第一批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在上海15所高校、科研院所建立；1994年，全国第一家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在宝钢集团建成，同年全国第一位企业博士后刘玉文进站；2004年，上海在全国范围内首创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进一步改革和创新博士后培养机制……

　　据悉，截至目前，上海市共设立博士后科研站点456个，其中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73个、博士后科研工作站183个，全市16个行政区均设立了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博士后载体涵盖全市高校、科研院所、龙头企业、三甲医院及新型研发机构，覆盖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金融科技等重点领域。博士后群体已成为上海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的生力军，博士后平台成为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强引擎。

　　“博士后不是学位，而是一个过程。”正如李政道先生所说，博士后制度代表了我国人才培养体系的持续完善与升级，既是博士毕业生走向独立科研的桥梁，也是培养学术带头人和科技领军人才的重要平台。

　　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常青是中国风土建筑谱系分类和历史建成环境再生研究的开创者，领衔创办了国内第一个历史建筑保护工程专业。不过，1991年，当他背着一个旧牛仔裤改成的背包到同济大学参加博士后面试时，远远想不到这段经历对自己的影响会如此之大。

　　面试很顺利，常青被接收为同济大学建筑学博士后流动站的第二位博士后。在联系导师罗小未教授的引导下，他把研究重心放到西方当代建筑人类学上，首开国内这一方向的课题，还参加首个全球华人学术工程招标，获得了《中华文化通志·科技典·建筑志》一书的撰著权，完成了南亚丝路建筑考察计划。

　　“可以说，我后来多次获国内外建筑奖项的地域风土建筑和历史环境再生系列研究和设计实践，多始自博士后期间的思考和探索。”常青感慨。

　　创新需要精神，更需要土壤。上海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覆盖除军事学以外的所有学科，多年来培养造就了一大批高水平创新人才。比如，中国科学院上海神经科学研究所博士后刘真及其团队成功克隆的“中中”和“华华”克隆猴，标志着体细胞克隆技术在非人灵长类动物中的重大突破，对医学研究和生物技术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系列亮眼科创成果背后，是上海博士后工作着眼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积极搭建青年人才发展平台的努力。此外，上海实施“超级博士后”激励计划，为博士后创新创业提供资金保障与政策扶持，同时解决博士后人员落户、住房、社保等其他生活保障问题，吸引更多人才来沪创新创业。

　　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海聚英才”，也意味着上海始终向全球人才敞开怀抱。

　　2024年，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和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的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启动实施首批上海市博士后国际合作交流项目，促进国内外人才双向流动，进一步提升上海科研的国际化水平。西班牙姑娘安娜·桑切斯，就是通过这一项目来到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博士后流动站，进入附属瑞金医院脑病中心工作。

　　“这是一段全新的体验，对我的学术生涯来说太重要、太独特了。”安娜博士毕业于牛津大学，主要研究领域是脑科学。她解释，研究人类大脑的途径相当有限，因为不能使用任何侵入性技术来研究人脑，但有一种情况例外，那就是在临床病例中，患者需要植入颅内电极以便跟踪大脑活动，这就给她的研究提供了机会。

　　这也是安娜选择上海的理由：她所采用的单神经元记录技术，只在世界上少数几个城市可用，上海就是其中之一。安娜说，当前研究进展顺利，“上海是一座充满活力的城市，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真的很棒”。

　　聊到未来，安娜畅想着继续探索科技前沿、攻克学术难题——这是许多博士后共同的追求，不过并不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博士后制度虽是舶来品，但有别于西方国家，我国上世纪90年代在企业创新设置博士后科研工作站，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共同培养人才，开创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博士后培养新模式。第一个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就成立于当时的上海宝钢集团。

　　“从国家层面来看，企业是经济建设主战场，应该把更多博士推向企业。”中国第一位企业博士后刘玉文回忆，那时的实际情况是“企业认为博士做不了什么事，博士觉得在企业里没法发挥作用，互相都瞧不上”。因此，以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为纽带，让企业与博士增进双向交流，成为重要且必要的一步。

　　与当时大部分博士不同，刘玉文在学生时代就尝试过专利转化。进站后，他被分派到宝钢集团旗下的一家钢管厂工作。虽然这里也生产无缝钢管，但国家85%的高端无缝钢管产品还是依靠进口。他敏锐地意识到，“我是有发挥空间的”。

　　经过20年持续研究新技术、开发新产品、建立新工厂，宝钢已使中国无缝钢管产品99.99％实现国产化。刘玉文说，在企业做博士后，关键是“不要把自己当外人”，只有融入其中，才能做实事、做成事。

　　今天的上海，博士后进企业工作乃至自主创业已不是新鲜事。2021年，首届上海市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举办，至今已连续举办5届，涌现出一大批创新创业项目成果转化典型，博士后的创新价值进一步获得社会认可，企业研发技术难题得到有效解决。

　　华东师范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博士后冯英慧曾参加上海市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全国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海聚英才”全球创新创业大赛等赛事。在她看来，获奖是一方面，但更大的收获是拓宽了视野。

　　“以前在实验室待久了，只知道学术趋势如何，不知道产业实际趋势是什么样。参加大赛相当于把自己的研究抛到市场上，让市场来检验成果，更加客观也更有启发性。”在大赛上，冯英慧关于高端酶制剂的研究成果受到多家投资机构关注，她和团队顺势成立了公司，如今这家位于闵行区大零号湾的科创公司已经小有规模。

　　根，深扎在地下；叶，繁茂在枝头。40年来，上海深化博士后体制机制改革，持续优化引才育才生态，推动博士后群体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赋能“五个中心”建设、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市人才工作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为青年科技人才心无旁骛搞研究、放开手脚干事业创造更优条件，实现上海博士后工作更高质量发展。返回搜狐，查看更多Kaiyun网站